民國初年數字比拼:廣州1929年設塾師考試
2013-09-10 09:22 點擊量:1802 來源:新華網
舊日私塾里,老師與學生往往同向而坐,辛亥革命后省教育廳特意規(guī)定,學生要面向老師而坐。
嶺南學堂的蒙養(yǎng)學塾,已有了新式學校的模樣。
1912年10月,廣東公立女子教育院在廣州花地創(chuàng)立
初廣州大舉改造700余家私塾 改革傳統(tǒng)課表 頒發(fā)營業(yè)執(zhí)照
“中國三大流域是什么?”“流于上者,士農工商也;流于中者,醫(yī)卜星相也;流于下者,補鞋拖槍也?!?/p>
這是上世紀二十年代中一次塾師職業(yè)資格考試中,一個塾師的奇葩回答。辛亥革命后,官方大舉改造私塾,從改革課表、設立資格考試,到給私塾頒發(fā)證照,嚴打無證私塾,態(tài)度漸趨強硬,但私塾的生存空間一步步受到擠壓的同時,市立新式小學卻未能如數接受適齡兒童。于是,一些本可在私塾里認得幾個字的孩子,因官方過于推崇現代教育理念,反而悲催地陷入了目不識丁的窘境。
民初數字比拼
舊式私塾:七百多家 火!
市立小學:不到十所 冷!
據1912年4月的《廣東教育公報》披露,1911年,廣州全市共有791家私塾,學生18371人。到了1914年,私塾總量雖略有下降,變?yōu)?01所,但入塾求學的孩子非但沒有減少,反而增加到了20440人。此時,廣州市立直轄的新式小學還不到十所,零零星星散落在遍布全城的私塾中,猶如汪洋中的幾座孤島,實在不成氣候。
新式小學未見蓬勃發(fā)展,官方干癟的錢袋子雖難辭其咎,但其本身普遍不招家長待見,卻也是很重要的緣由?,F在很多人說起這一現象,總是感嘆“百姓觀念尚未開化”。依筆者看來,這樣的判斷未免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。要知道,當年的生活水平比現在差遠了,一個孩子如果不是“富二代”,壓根就別想正兒八經讀上十年八年書。普通人家送孩子讀書,不過是指望他認得幾個字,學會算賬。其實,當時只有“高端大氣上檔次”的私塾才會專講“四書五經”,一般的初級私塾也就是教點識字、算學,再給孩子講些生活常識和做人的道理。這恰恰是很多家長需要的,新式小學開設的地理、歷史、自然、衛(wèi)生等課程,在他們眼里更像是沒用的時髦玩意。再說了,民國初期,教育部雖然規(guī)定小學四年為義務教育,但囿于財力,這一規(guī)定基本停留在紙面上,不但官方要派學捐,學校要錢的花樣也多著呢。與此相反,送孩子上私塾,只要跟塾師講好數,就不必擔心憑空再生出啥雜費來。
別提普通人家,就是像西關這樣的富庶之地,私塾也遠比新式小學走俏,將孩子送進學校的開明商人畢竟是少數派,多數商人對孩子的希望不過是“克承祖業(yè),會做生意,略通文墨而已”。
另外,公立新式小學不景氣,自己也有很大的責任。從歐美舶來的新式教育模式看上去很美,但具體做事的人水平不行,或另有小九九,就很難落到實處。比如,有幾所直轄市立小學的校長只是掛個名,平常很少露面,課表上雖歷史、地理、自然、衛(wèi)生一應俱全,實際不過教教《三字經》、《成語考》了事,還不如私塾教得好呢。省教育廳為此非常恨鐵不成鋼,將這樣敷衍塞責的新式小學直斥為“不良私塾”。
官方漸趨強硬
塾師考試:設立入職門檻
頒發(fā)執(zhí)照:嚴打無證經營
1913年~1920年,軍閥龍濟光與陸榮廷先后把持廣東,全省每年的軍費支出達數千萬銀元,同期的教育經費不過三四十萬元。手頭這么緊,自然難有大作為。教育部門只能嘗試推出一些改良之道。
1915年3月,《廣東教育公報》公布了改良私塾的簡易辦法,要求坊間私塾按教育部規(guī)定設立修身、國文、算數、體操等課程,并采用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,教室里要必備課程表、時鐘、黑板與粉筆這“四大件”。
如果說民國初年的改良措施還比較寬松的話,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后,官方對私塾的態(tài)度就漸趨嚴厲了。隨著政局漸趨穩(wěn)定,官方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有了大幅增加,到1929年全省教育開支更增長到900萬銀元之多,公立小學也大有增加,官方有底氣徹底改造舊式私塾了。最根本的措施有兩個,第一,對私塾實施證照管理。1921年12月,官方規(guī)定,凡新開私塾者,必須取得許可。原有的私塾,也須到教育局備案。每年春季開學之時,教育局派出巡視員進行“年檢”,遇有違規(guī)辦學、且不愿整改的私塾,予以取締。第二,對塾師設立職業(yè)資格考試,依照陳濟棠于1929年公布的改良各縣(市)私塾辦法,除中等以上學校畢業(yè)的和擔任3年以上小學教師的人可以免試外,其他人,要想開私塾,必須通過資格考試這一道關??荚嚪止P試,面試,內容涵蓋教育科學、管理方法、國文、歷史、地理、科學等諸方面??荚囘^不了關的塾師,就只能關門大吉。
私塾漸次凋零
小學一位難求
貧兒目不識丁
依筆者看來,清末民初的塾師算是最不走運的一個群體了。很多人辛辛苦苦讀了半輩子書,圖的就是“學而優(yōu)則仕”,結果清末新政,取消科舉,晉升之道就此斷絕;無奈坐館謀生,教幾個毛孩子讀書寫字,掙得一份比街頭小販高不了多少的收入,誰知又趕上政府改造私塾,一把年紀了還要去參加職業(yè)考試。
市民舉報無證私塾有獎勵
對這些一肚皮“子曰詩云”的老學究來說,要掌握那些新學問,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于是,在回答“中國三大流域是什么”這樣的問題時,有人回答“流于上者,士農工商也;流于中者,醫(yī)卜星相也;流于下者,補鞋拖槍也”,實在不足為奇。
由于生計無著,一些考試過不了關的塾師會冒險無照經營,可一旦暴露,境遇就不是一般的悲催。按市教育局的規(guī)定,業(yè)主將屋子出租給塾師時,必須驗明塾師證;官方一旦發(fā)現無照經營,即刻解散私塾,塾師本人則扭送公安局,同時處以數十銀元的罰金。官方還采取了“有獎舉報”的策略,罰金的四成獎勵舉報人。
市立小學一位難求被擠爆
這些嚴厲的規(guī)定一步步擠壓著私塾的生存空間,到1925年,全市私塾已由700多家減少至300家,至1936年,又減為170多家,曾遍布全城的私塾就這樣慢慢零落,塾師群體中,除一小部分轉型成功,成為小學教員外,其他人只好淡出教書這個行當。這些“肩不能扛,手不能提”的讀書人晚景如何,其實不難想象。
不過,官方一步步擠壓私塾的生存空間,雖說意在消除陳腐教育模式,推行新式教育觀念,可事實上使很多窮人家的孩子陷入了目不識丁的窘境。上世紀三十年代初,在嚴打私塾風潮最盛之時,一到開學季,各市立小學門口就會排起長隊,一位難求,來報名的孩子還大多是有點家底,能出得起各種雜七雜八的費用的。至于因私塾零落而無學可上的貧困兒童到底有多少,官方雖無統(tǒng)計,想來數字也不會太小。
1911年,廣州共有私塾791家,學生18371人。
1914年,私塾數量降為701所,學生則增至20440人。
1913年~1920年,全省每年的軍費支出數千萬銀元,同期的教育經費不過30~40萬元。
1925年,全市私塾已減少至300家,與此同期公立小學增至70多家。
1936年,廣州私塾總量降為170多家,公立小學增至80多家。
1929年全省教育開支增長到900萬銀元之多。